强化科学管理提升财政政策效能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科学管理是一项关乎国家治理全局的基础性、系统性工程，是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的关键所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求“健全现代财政制度”，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作出重要部署。其中，财政科学管理旨在通过系统化的统筹管理、精细化的过程控制、标准化的规则体系、法治化的制度约束释放财政资源的潜在效能，既向管理要效益，把有限的财政资源转化为更高水平的财政政策效能，又向制度要保障，为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供坚实基础。可以说，财政管理的科学性直接决定财政政策的实施效能。

“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科学管理水平和政策效能持续提升，改革和管理协同推进，完善财政管理体系，加强资金资源资产统筹，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从预算编制源头开始，发挥支出标准、信息技术等支撑作用，将财政管理贯通资金使用全链条，横向贯通各部门各单位，纵向延伸至市县基层。财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保障民生的能力显著提升，资源统筹能力持续增强，宏观调控更加精准有效。

当前，财政管理能力和政策实施效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宏观上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时期，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支出刚性增长带来的收支矛盾依然存在，这就要求财政管理强化系统思维，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进一步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从管理效能上看，财政管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直接影响政策落地。加快打破支出结构固化格局、破除基数依赖，健全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强化预算全流程动态监控，确保预算编制更加科学合理、预算执行更加规范有效，有助于提升政策的时效性和精准性。从制度保障上看，继续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切实加强基层财力保障，能有效促进财政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因地制宜积极探索财政科学管理新路子，确保财政资源精准投向有助于促进消费、改善民生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点领域，以深化改革破难题、以强化管理增效能，为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一是聚焦系统化，进一步加快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体系，贯穿从中央到地方、从预算安排源头到资金使用末端、从财政部门到各预算单位的全流程各方面。二是聚焦精细化，对业务全流程各环节进行优化，通过内部控制、信息化等手段，严格把控工作细节，切实解决部分领域存在的粗放式管理、管理缺位等问题。三是聚焦标准化，持续动态完善项目支出、政府采购、资产配置等各方面标准，做到有规可依、标准清晰、约束有力。四是聚焦法治化，进一步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财政法律规范体系，坚持依法理财、依法行政，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财政工作。具体来看，以科学管理推动挖潜增效，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夯实基础，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强化预算统筹，持续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进一步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健全存量资金、年度预算与中期财政规划的统筹衔接机制。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健全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机制，提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效能，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

抓住关键，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积极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打破支出固化格局，推动建立有保有压、可增可减、动态调整的预算分配机制，增强预算安排的适配性和灵活性。完善预算管理链条，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在事前环节实行系统性绩效评估与科学论证，严格项目筛选和优化效益预测；在事中环节强化执行监控，及时调整或暂停效益低下、方向偏离项目的资金投入，增强动态管控能力；在事后环节严格依法开展决算，重点核查重大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提供保障，优化地方财政运行机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增强市县财政保障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健全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加快建立偿债备付金制度，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严肃财经纪律与强化协同监督，健全过紧日子常态化评估机制，将评估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确保财政资金用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健全财政部门主责监督、有关部门依责监督、各单位内部监督、相关中介机构执业监督、行业协会自律监督的财会监督体系，推动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的贯通协调，建立常态化协调会商机制和重大工作协同机制，提升监督体系整体效能。

用好技术，提升财政数字化水平。持续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推动数据跨部门共享和利用。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财政领域的应用，持续拓展数字化智能化业务场景，提高财政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建立健全数字化财政政策评估体系，科学、客观、合理地评估财政政策效能，推动数字财政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